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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小离家今未归,乡音未改鬓毛衰。喜欢读书,写作,喜欢文学和艺术。也喜欢武术。喜爱自由,喜欢旅游,喜爱大自然的山山水水。总之喜爱一切美的事物。为人正直,忌恶如仇。一个天性散淡的人。 上海宝山美术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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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剧变前夜的东德共产党:专访末任共产党总理莫德罗  

2013-03-01 08:31:33|  分类: 广角瞭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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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2012年35期 《凤凰周刊》 陈祥 2012-12-13

[内容摘要]:近期,前东德总理莫德罗的新书—《我眼中的改革》中文版在京面世,中央编译局专门举办了发布会暨学术座谈会。这本书抒发了莫德罗对东德、苏联改革的看法。他认为没有民主机制是社会主义模式崩溃的主要原因,但他并不因此怀疑社会主义道路,并批评此后苏东诸国走的“原始资本主义”道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更令他对自己的看法充满自信:资本主义有先天缺陷。

这样的观点并不令人意外。事实上,来自原社会主义阵营的部分人士对东欧转型保持的怀疑,正如大陆资深东欧研究者金雁的描述:东欧巨变后的第一个10年,诸国处于转型“阵痛”期,关于转型“糟糕”的消息自然很多;在进入第二个l0年后,东欧绝大多数国家走向复兴,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增长,之前称其“糟糕”的人不再出声,东欧变成“没有消息”的地区;而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东欧转轨国家遭遇重创的消息屡见报端,对其转型之路的怀疑声浪再次高涨。莫德罗的看法只是最近这波怀疑声浪中的一个。

目前莫德罗和伙伴们在筹办一些出版项目,比如通过文化交流,向中国民众介绍民主德国的往事。对于当年的历史,莫德罗作为东德最后一位“共产党总理”,无疑有重要的见证人价值。《凤凰周刊》为此专访了莫德罗。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内忧外困的苏联实行战略收缩,整个东欧阵营逐渐失去了苏联的支持。1980年代的民主德国,经济实力与联邦德国拉开更远距离,连军队都被整建制投入到工厂劳动。到1989年,14个现役摩托化步兵团有半数因生产而脱离战备状态。

年迈且病重的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却无视困难重重的现实,以民主德国向来是社会主义阵营里最富裕者为由,轻蔑地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相当于在旧屋里糊墙纸。但整个东欧的变化来得太快了,1989年5月起,东德旅客最爱去的国家匈牙利(事实上当时他们可去的国家也实在有限),逐渐放松与奥地利接壤的边境管制。东德人蜂拥而至,从这里奔向联邦德国,形成了移民洪流。在这场危机面前,德国统一社会党因内部分歧日益激烈而变得束手无策,减弱了对社会的控制,反对派组织纷纷成立。

踌躇满志的昂纳克坚持10月7日的国庆典礼要照办,而前来道喜的戈尔巴乔夫扔下了名言:“谁迟到了,谁将受到生活的惩罚。”未几,昂纳克被苏联和统一社会党同仁抛弃,由埃贡·克伦茨(东德共产党末任总书记)接替总书记职务,不足两月,克伦茨即辞去总书记和国家元首职务。在渴望改革的国民眼中,克伦茨是强硬派,而时任德累斯顿专区书记的汉斯·莫德罗是改革派的代表。

在1989年上半年,非政治局成员的莫德罗作为希望之星已经闻名国内外,包括北京方面都曾以德国的戈尔巴乔夫来形容他。莫德罗在当时就对昂纳克有不满,除了政见差异外,他也有个人理由不满意当时的政府,比如自己一直不被允许去西边看望兄弟,比如到了1980年代,80%的东德家庭已能收看联邦德国的电视节目(因为安装天线太便利,政府对此束手无策),而他担任书记的德累斯顿由于处在东德最东部,成为东德唯一不能接收西方电视节目信号的城市。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匆匆赴任东德总理的莫德罗,加快各方面的改革,力图保住东德。但是,如戈尔巴乔夫所说,一切来得太迟了,即使是执政党内部的改革派,也已是“迟到者”,早已无法跟上民众追赶变化的脚步。和西面那个同文同种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皆有压倒性优势的西德相比,莫德罗的改革计划对东德国民缺乏吸引力,这一年东德人的游行口号是“我们要像西德人那样生活”。

在1990年的大选中,统一社会党改名换姓为“民主社会主义党”,沦为第三大党,莫德罗也结束了总理生涯,东德此后一步步走向了联邦德国的怀抱。

剧变前夜的东德共产党:专访末任共产党总理莫德罗 - 公民1776 - 陈祥 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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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意识形态面对国内现实已无能为力”

凤凰周刊:1989年11月,你成为中国报刊上的热点人物,人们对于你从昂纳克手中接过权力抱有很高期待。当时你被称为新一代的代表,大家认为你这代人的上台标志着长达17年之久的昂纳克时代的终结。可以描述一下当时你眼中的东德的国内形势吗?

莫德罗:东德建立40周年时,已积存下许多问题,领导层对此毫无反应,居民和许多在领导层工作的同志对党失去了信任。昂纳克和他所在的党内领导层小圈子以为,通过庆祝建国40周年即可实现新的稳定。这一目的没有达到。昂纳克于10月8日辞去各种职务,埃贡·克伦茨被选为继任者。但人们并没有因此感受到党的领导有什么新气象。

直到大规模群众示威导致东德政府于1989年11月7日解散,转变方才开始。我受命对政府负责。我组成了一个由参与东德国家阵线的所有政党的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统一社会党放弃了领导角色—实际上它已不能完成这个要求。我们采取的这些变革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当时我们的任务在于确保这些变革以和平手段进行。

12月初开始建立新党,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新的党向较年轻的一代人提供了活动空间,把责任转移给了他们。我比昂纳克年轻20来岁,可以和年轻一代携手前进,并在新成立的党和政府高层承担起领导责任。然而,在向联邦德国开放边界之后不久,东德居民中的大多数人看到两德很可能会更快实现统一。面对这种情况,苏联对德国问题一筹莫展。

 

凤凰周刊:东德人民军为何能顺利配合两德统一,从上到下就没人认真考虑过拒绝服从命令来保卫社会主义?它毕竟从建军起就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而非继承普鲁士的军政分离传统。

莫德罗:这个问题在古巴的一次谈话中也被人提出过。

1989年到1990年秋天,东德(包括它的军队)是华沙条约国承担全部联盟义务的成员国,苏联在东德境内驻有32万精锐部队。在柏林墙事件和边界开放之后,北约、华约之间在冷战中建立的军事战略体系仍然有效。东德军队如果强力介入,会导致苏联武装力量不得不参与其中;如果有人向东德武装力量挑衅,情况同样如此。

由于担心北约和华约之间发生军事对抗,华约最高司令官鲁舍夫上将一再要求我们履行联盟义务,在解决东德所有问题时,绝对避免军队介入。另外,东德居民的不满情绪在增强,比如1989年申请出国的人数在上升,当年9月份后,示威人数持续增多。社会各阶层都纷纷提出各种倡议,并从中形成了改革社会主义的各种建议。

我领导政府以后,上述趋势日益加强。当时形成的中心是“东德圆桌会议”,参加“国民阵线”的所有政党以及在野反对派组织的代表都参与其中,在激烈的争议中,共同形成改革建议,在国家人民军内也有少数人提出改革军队的若干设想。那种抽象的意识形态面对国内现实已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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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模式的教条特征导致了东德失败

凤凰周刊:当昂纳克连续执政多年之后,突然之间不再是第一把手,而由您肩负起了这付重担时,您最初怎么想,是如何考虑的?当您平心静气地回顾这段历史时,您今天有何见解,您依然认同那个时代吗,或者已有改变?

莫德罗:在80年代中期,统一社会党内部还没有讨论过昂纳克“退位”的问题。对他的保留态度主要来自外部。直到1989年夏季,对他的种种看法才导致了一场争论,这和他患病也有关系。

    从1986年起,联邦德国就有人提到昂纳克接班人话题。从1987年起,人们在文章中提到戈尔巴乔夫希望什么人来接替昂纳克的位置。

昂纳克是1989年10月18号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自己提出“退位”的,赶在了政治上被人推翻之前。当他离开会场时,中央委员会对他的长期工作表示感谢,还响起了掌声。

他的继任者是埃贡·克伦茨。当时的最高领导层,我不在其列。当时认为,随着高层的人事更替,民主德国存在的问题就随之解决了。数周之后,人们并未感到有什么改革的举措,克伦茨因此并没有赢得党和社会的信任,他于12月初辞去了他所担任的全部党政职务。当时我认识到,所有这些步骤都来得过迟,没有进行改革的具体方案。

1989年11月17日,当我宣布我的政府声明时,我是想保存民主德国政府,采取步骤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此时,苏联国内衰落的过程已经开始,二战中的战胜国放弃了对民主德国的责任。这样一来,美国和联邦德国就有了更大的活动余地。1990年2月1日,得到苏联领导的认可,我在一次国际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了分三个阶段实行两德统一的建议。关键点在于,统一后的德国必须在军事上保持中立。2月9号,戈尔巴乔夫在美国人面前就偏离了这一立场。今天,德国成了北约的一个重要成员国。

今天我仍然坚信不疑,逐步实行两德统一是更为妥当的。在很短时间里,民德加入联邦德国这样的做法对德国依然有消极后果。

 

凤凰周刊:你怎么评价前领导人昂纳克,以及昂纳克的前任乌布里希?

莫德罗:这两个人我都认识,打过交道。

30岁时,我在统一社会党中央工作。乌布里希当时是我们的总书记。乌布里希从1952年起,指引着东德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时,他受到毛泽东的某种感染,之后又将之克服。他在1960年代开始认识到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有必要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并非在一切方面都同苏联模式吻合。乌布里希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其间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不断的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埃里希·昂纳克在1955年之前是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从1953年起,我担任他的领导班子的秘书有两年之久。后来,昂纳克站到了乌布里希的对立面,并得到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支持。于是昂纳克着手推翻乌布里希,于1971年当选为总书记。

昂纳克的社会主义具有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的特征,这一事实最终导致了东德社会主义的失败。

 

凤凰周刊:在昂纳克主政的长时间里,是否按中央、中层和基层培养了干部梯队呢?或根本未认真考虑过培养接班人问题?

莫德罗:这一问题涉及到东德发展的两个不同的阶段。

东德建立之初,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是以乌布里希为首的反法西斯战士。这批人为数不多,因为在法西斯时期,许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干部被杀害了,斯大林也指使人杀害了德国流亡者。因此,当时很需要年轻干部,我们这批年轻人得到很多机会,为的是让我们和年长的同志一道从政和担负起责任。

在昂纳克时期,情况有所不同。在政治局里,一个老干部核心和昂纳克一道参与了推翻乌布里希的行动,这些同志因此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昂纳克从他熟悉的青年团干部中选用了一小批比较年轻的、并和他关系密切的人。于是,权力牢牢掌控在可靠人的手中,昂纳克不受干扰地占据着最高领导地位。

 

凤凰周刊:你是怎样开始走上社会主义信仰之路的?

莫德罗:我在二次大战时期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代,在苏联战俘营里待过四年,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深恶痛绝。对于我和我那代人中的许多人来说,我们的信念是“永远不再要战争,永远不再要法西斯主义”。然而,下面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走下去”,起初并未得到解决。

1952年至1953年,我在莫斯科共青团中央团校学习。当时不少中国的共青团代表也在那里学习,由于都会俄语,所以没有语言障碍,我们成为了朋友。社会主义包含的国际主义理念,给了我生活的目标和人生的任务。

青年时代那些简单幼稚的想法,早已被我放弃了。但当今世界上掠夺成性的金融资本主义,也不可能为我的问题给出答案。

 

凤凰周刊:您主张的社会主义其核心理念是什么?

莫德罗:其实很简单,然而实行起来却很困难。因为,这些理念只能从现存的现实之中,在寻找道路和出路的过程中发展起来。我的目标一如既往的在于实现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受教育、有工作、享有健康,在关乎他们的生存条件时,有参与决定的权利。

实现这些基本原则,的确没有对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普遍适用的划一模式。因为,各处的前提条件不相同。然而,相互尊重、根除战争,属于我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

 

对于朝鲜的社会主义模式无法表态

凤凰周刊:你怎样看待朝鲜、古巴和越南的社会主义发展?

莫德罗:这三个国家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朝鲜的发展跟越南、古巴是根本不同的。

越南打算按照共产党的决议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据我过去一些年的所见所闻,那里的经济增长很快,但与此同时,贫富差距也加快了,少数人变富了,大多数人则远非如此,中间阶层增长缓慢。我认为,选择社会主义方向的标准在于不断增强政策中的社会因素。

古巴在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多年合作之后,遭遇了严重挫折。美国的强力反对,给古巴造成沉重的负担。今天,古巴赖以生存的重要因素是它同拉丁美洲左派掌权的国家进行互助,也包括它同中国、越南的合作。劳尔·卡斯特罗正在探索改革的新路子,以此继续古巴革命的进程。

对当今朝鲜我无法表态,因为我对它的发展缺少了解。有一点很清楚,朝鲜半岛的局势极为紧张,六国会谈,即美、日、韩、中、俄、朝之间的谈判裹足不前。简而言之,那里是威胁亚洲和平的风险点。

 

凤凰周刊:你如何看待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的联邦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以及马尔库塞(德裔美国“新左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最时髦的时候,东德从体制内到民间社会是否受到他们的影响?

莫德罗:法兰克福学派在1960和1970年代里,对东德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的个别人来说,主要是一种理论。由于马尔库塞的作品对苏联的制度持明显的保留态度,所以在东德并未出版,而且,东德禁止联邦德国的印刷品流入。

另外,我认为,马尔库塞对联邦德国大学生运动之所以有某种吸引力,其原因在于他的个别提法,例如他认为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原封未动,而他倡导在生活方式上和过去的“文明习惯”实行决裂等等。这些对当时的东德影响甚微。

 

凤凰周刊:俄罗斯现在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对当年经互会和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有何看法?是否认为经互会有值得留恋的地方。

答:经互会是冷战时期作为欧共体(今欧盟)的对应物而建立的,由苏联领导,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苏联自身的利益。该组织致力于也实现了以相互交换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民主德国专门从事造船、机车制造、机械制造。民德以技术高精产品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以通用卢布结算,并非在所有时候都贯彻对等原则。苏联因民德对原材料的依赖为自己赢得了某些优惠条件。

    随着社会主义各国联盟的解体,国家计划经济的消失,一体化的经济关系便失去了依托。

世贸经济组织适应西方的要求,这是建立在竞争之上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通过其决定对世界贸易发挥影响,但并不通过各国一体化朝向有计划的世界经济的方向发展。

 

凤凰周刊:您怎么看当年属于德国的地区,如西里西亚、波莫瑞和东普鲁士,这些地方如今已属于波兰或俄国,其中也包括康德的诞生地柯尼希堡(加里宁格勒)。 从二战到今天存在的状况最终会得到认可吗?这些地方和德国的文化传统脱离会得到认可吗?

莫德罗:同盟国四强把确定奥德-尼斯河一线为德国的东部国界作为二战成果确定下来,民主德国承认这一边界并于1950年6月同波兰订立了相应的条约。民主德国以此也承认了入侵波兰和发动二战的责任。联邦政府并未照样做,在某些时间里还提出过“归还要求”。直至“二加四条约”才最终确定下来。无保留无条件地承认这一边界是两个战后德意志国家重新统一的外部条件。

出于人道主义的文化遗产保护,比如康德的生平旧址,始终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俄国也愿意承担对遗产的保护,联邦政府参与了若干项目。波兰和德国已在努力清理对波兰而言充满痛苦的两国关系史,以及致力于保护文化遗产。

由于我本人就出生在波莫瑞(今天已属于波兰),因此,我欢迎所有上述努力。

 

(原东德驻华外交人员Hans·Joerg Probst先生、中国社科院杜文棠先生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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